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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每日一文)周恩来的英语听力和警觉性

文章作者:佚名    时间:2024-02-25 00:04:28

他面容消瘦,憔悴不堪,但精神饱满,目光明亮。 他的目光坚定而平静,谨慎而自信……当他听英语时,他不用等待翻译,他脸上的笑容和理解的表情,他的表情清楚地表明他听懂了英语; 他的警惕性非常高,只要一看到他就能感觉到……

周恩来的英语听力和警觉性在1972年1月美国总统特使亚历山大·黑格将军为尼克松访华前线时表现得淋漓尽致。 当时,黑格在会谈中提到苏联威胁时表示,“美国政府担心中国的生存能力”。 章含之翻译为“美国政府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”。 章含之注意到翻译过去后周恩来没有说话,但他明显皱起了眉头。

黑格走后,周恩来立即让章含之找到各种版本的韦氏词典和牛津词典,查一下“生存力”一词的含义。 查了一下,确实是“生存能力”的意思。 当周恩来再次见到黑格时,当面指出黑格上次用词错误。 中国不能接受这种措辞,因为中国不需要别人关心自己的“生存能力”。 。

尽管出现了“生存力”小插曲,黑格的前站仍然非常成功。 尼克松总统成功访华并签署中美联合公报。 公报签署后,尼克松举行答谢宴会。 最后,他特别赞扬了中国翻译,并展示了章含之的美国式幽默感。 他说她很棒,“我听完了所有的翻译,没有漏掉一个字。”

当然,尼克松并不知道,在这次酒会上,章含之在翻译尼克松的演讲时,误译了一个词。 尼克松表示,中美距离非常近,只有17000英里。 当时他说了英语表达17,000英里。 那就是一万七千,张含之当时换算成一千七百英里。 在场的中国人员没有听到,因为当时在场的其他中国人员没有去过美国,美国人员也没有听到,因为他们无法计算出中国到美国有多远。 只有周恩来明白。 ,他抬起头,道:“寒之,有点太近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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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诺(左一)抵达陕北并与周恩来(右二)握手

在众多有关老一辈领导人的回忆录中,很少谈到周恩来的英语水平。 那么,周恩来的英语水平如何呢?

1913年春,周恩来随叔父周以耕迁居天津。 他在大泽英语补习学校学习英语三个多月,然后考取了南开学校。 南开学校仿照欧美现代教育体系。 学制四年,相当于中学。 每年开设语文、英语、数学(包括代数、几何、三角)三个主要科目。 英语课每周持续十个小时。 从二年级开始,除语文和中国历史地理外,所有科目均使用英文教材; 从三年级开始,要求学生阅读英文原著小说。

1917年,周恩来从南开学校毕业,获最佳中文奖。 他还代表毕业生致辞,以平均分89.72分的成绩毕业。 《毕业同学录》这样评价周恩来:“君家穷,处境最困难,学费也负担不起,但他百般艰辛却多才多艺。” 他“善言、善文、善行书法”。 “毕业成绩依然名列前茅。”

虽然评论中没有提到他的英语水平,但由于他的毕业成绩是“一流”,可以说周恩来的英语基础相当扎实。

1918年4月3日,周恩来在日本期间的日记中写道:“看英文报纸,得知日本政府又向中国提出了二十条建议!” 在日本,他不看日文报纸,而是看英文报纸,可见他的英语水平。 比日本人还高。

1921年底周恩来到达法国后,专门去英国申请英国学校。 看得出来,他当时对自己的英语水平还是相当有信心的。 周恩来一直保持着阅读英文报纸的习惯,直到解放后。

1936年6月,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在陕北首次见到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周恩来。 斯诺在《西游记》第二章《红都之路》中这样描述他与周恩来的会面:

这时,一名瘦弱的年轻军官突然出现。 他留着长长的黑胡子。 他走到我面前,语气温柔优雅地跟我打招呼:“哈,你找人吗?” 他说的是英语! 我立刻就知道他是周恩来。 当我和周恩来谈话时,我饶有兴趣地观察他,因为在中国,他和许多其他红军领导人一样,是一个传奇人物。 他很瘦,中等身高,骨骼虽小但很强壮。 尽管留着又长又黑的胡子,他看起来仍然很孩子气,大大的、深邃的眼​​睛充满了激情。 他确实有一种吸引力,这种吸引力似乎是害羞、魅力和领导者自信的奇怪混合体。 他说英语有点慢,但很准确。 他告诉我他已经五年没说英语了,这让我很惊讶……

周恩来为何说自己“五年没有说英语”? 1928年周恩来在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回国,继续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。 当时在这座远东最国际化的城市里,说英语的机会还是很多的。 直到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,直到1936年遇见美国记者斯诺,周恩来确实有五年没有机会说英语了。

欧文·拉铁摩尔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。 1941年6月至1942年11月,拉铁摩尔受美国总统罗斯福任命前往战时中国首都重庆,并被任命为蒋介石的私人顾问。 在此期间,他结识了周恩来等许多国共两党重要人物。 拉铁摩尔在他的《中国回忆录》一书中也谈到了周恩来的英语。 他写了:

周恩来第一次来找我时,他独自一人,甚至没有翻译。 政府给我安排的翻译兼秘书薛宝桥先生也礼貌地离开了客厅,留下我们两个人单独交谈。 我们回忆起1937年在延安的会面,当时周恩来给我留下了独特的印象。 他对外界的了解非常透彻。 突然我想起周一直在学英语,而且我还知道他年轻时曾在法国生活过一段时间。 于是我问:“我们可以用英语或法语交谈吗?” “哦,对不起,”他说,“我的英语水平有限,法语我都快忘记了,所以我最好用中文。” 我回答:“那你要宽容我的中文,我的中文说得不太好,所以如果我有什么困难,请帮助我。” 他说没问题,所以我们就一直用中文说话……

1936年,周恩来与斯诺交谈时仍用英语,但到了1941年,由于“英语水平”有限,他用汉语与美国人交谈。 这说明周恩来的英语确实有所下降,但还没有达到“几乎被遗忘”的地步。 “重点。

美国著名作家、记者哈里森·索尔兹伯里记录了1954年他亲眼目睹的一件轶事。那是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结束后途经莫斯科,参加苏联举办的鸡尾酒会。 出席招待会的有赫鲁晓夫、米高扬、莫洛托夫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,以及英国、印度等当时与中国建交的外国使节。 周恩来发表讲话时,用的是不熟悉的英语。 他这样做很不寻常,因为除了那些国家的外交官之外,招待会上的苏联政要根本不懂英语,所以他们不得不把他的英语演讲翻译成俄语。

索尔兹伯里亲眼看到,当周恩来用英语向米高扬敬酒时,米高扬用不满的语气对周恩来说:“周,你为什么不说俄语?你的俄语很流利!” 周恩来的回答是:“你为什么不说汉语呢?”

1972年尼克松访华,给了美国记者又一次近距离观察周恩来的机会。 陪同尼克松访华的记者中有西奥多·H·怀特(Theodore H. White),他的中文名字叫白秀德。 白秀德是1930年代和1940年代美国《时代》杂志驻华记者,并结识了周恩来。

在周恩来总理为尼克松举行的欢迎宴会上,当尼克松离开宴会并祝酒时,白修德试图接近周恩来,但被中美双方安保人员拦住。 当时,周恩来看到了白秀德,立即示意保安让白秀德靠近一些,并在周恩来旁边的尼克松座位上坐了几分钟。 但周恩来的英语口语非常有限,他只是反复称呼白修德“老朋友,老朋友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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